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】
近日,明清史学者徐泓老师在社交媒体感叹:“台师大疯了,中文系开全英语课程!同理,英语系应开全中文课程?”
其实,台湾师范大学今年2月还有另一项创举,那就是以台语(闽南语)、马祖语(闽东语)、客语、原住民语(高山族语)或台湾手语等“本土语”授课的教师,将获得50%的课时费奖励,等同现行英语授课奖励的规模。
也就是说,无论用什么语言,也无论教学双方是否同意,总之中文普通话是不受优待的教学语言。
粗糙推行的“双语”政策
为了“2030双语国家”的梦想,台湾教育部门指定台湾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、成功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四所高校为重点培育的“标竿大学”。
截图来自徐泓老师微博
其目标是2024年至少25%的大二学生英语能力达到cefr(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)的b2(中高级)以上,同时其当年所修学分的20%以上为emi(全英语课程)。到2030年,则要求上述学生英语能力(cefr)b2和emi修习的比率都达到50%。
问题在于,cefr的能力级距过宽,b2在欧洲是中学生的等级;在欧洲以外国家的英语检定标准,则多不是以cefr为基础。何况,即便这四间重点大学在2030年能达标,又如何保证已经必修“本土语”的台澎金马中小学生在未来8年的“双语”能力?还有扣除学生之外的社会群众,如何在8年内同步迈入“双语国家”的水平?b2和50%,真是“双语国家”的标准?
台湾教育部门自去年起计划在4年内投入400亿台币,声称“2030年全面达到双语教育环境”。除了预告上述大学的英语能力之外,同时推出“高中双语实验班与国外姊妹校在线教学计划”,而且限定“五眼联盟”的学校为签约对象,据说因此有93校申请参加。不过,虽然是“主动相亲”、“倒贴”,但因时差问题而起早贪黑、相处困难,自今年暑后又开放为62个能通英语的国家就行。
如此草率、粗糙的算法和作为,难道不是以语文教育和独尊英语为筹码,来交换某种政治连结?否则所谓“国际化”,为何局限于美国队和英语?若只是为了提升台湾学生的英语能力,参照新世纪以来台湾小学“本土语”课程的实践结果,那只是大量虚应其事、排挤效应和汉语中文能力低落而已。
原因很简单,语言环境不足而强行制造浸润式学习,必然因为脱离现实和多数群众而适得其反。
根据台师大英语系教授陈浩然公布的数据,中国大陆、台湾与韩国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安排英语课。整个小学英语授课时数,韩国是200、中国大陆190、台湾150,都多于日本的100小时;但初中英语授课时数,日本是350小时、韩国340、中国大陆315,都多于台湾的250小时。显然,台湾的英语课时不足,相应的资源也跟不上。
况且,还有个所谓的“国家语言发展法”。台湾当局规定自今年8月起,所有小学、初中和高中学生都必修前述的“本土语”。这就与原先小学必选修“本土语/新住民语”的新课纲相抵触,于是新课纲还得继续更新,可更新的新课纲又必然挤压不把30万陆配(大陆籍配偶)母语算在内的“新住民语”。
起初为了“新南向”,为了东南亚新住民的选票,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七国语言都涌向台湾新课纲,彷彿这些东南亚新娘是来台湾生孩子学自己母国的语言。但在“国家语言发展法”的“太上”课纲下,她们见识到故国母语位阶低于台湾“本土语”的现实,更不用说那些没有选票收益的陆配了。
如果说,“新南向”在精神上是一种“次帝国”想象;那么,台湾商界、政界、学界最近热议的“新东向”,则是一种精神上的“次殖民地”想象。
项庄舞剑的语文教育
现在“2030双语国家”的令箭一出,大家恍然明白,所谓
“母语”、“本土语”,不过是对冲的角色,真正担纲对决的主角还是英语,而对象就是被称为“国语”、“国文”的汉语中文。换句话说,“多元语言政策”的实质目的和结果,不论对冲或对决,只能是挤压汉语中文。但最后的下场却是,什么语文都没学好,只换得“多元化”的皮相。
试看印度,其境内有1652种母语和为数更多的方言。虽然印度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“只有”22种,但在广播和成人写教育方面共使用104种语言,其中有87种语言用于印刷出版,且没有任何一种印度本土语的使用者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。在这种多族多语的情况下,印度境内各精英阶层使用的唯一共同语,却是外来的被定位成“副官方语言”的英语,这是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悲哀。
如此来看所谓“双语”,不过是改造政治社会体质的一种过渡工具,其意在“国家”,则“中文系”如何可能不成为眼中钉?一旦“双语国家”成真,英语系就不再是“外语学院”,其位阶更凌驾新住民语和“本土语”之上,而成为“国语”。
那么,素来作为响应政策先锋的台湾师范大学,其奖励“本土语”、其中文系开设emi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台师大中文系徐姓教授解释说,是为了接轨国际汉学、引进新兴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,并让学生熟读、借鉴、参照西方文学,所以中文系才要开设emi云云。
但是,根据“台师大课程地图”所示,其中文系的5项“教育目标”完全没有“国际汉学”的说法;其16项“学生核心能力”也完全没有徐教授的说法,反而是围绕着中国的语言、文学、思想、学术、文献。或许另一种说法,也就是中文系已成为台师大emi的“钉子户”,实在对付不过去了,才转身以“国际汉学”的角度来说事,是比较可信的解释吧。
徐教授事后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,中文系emi的理想是让研究和教学发生化学变化、形成学术杠杆,但大前提是牢固根本──“深厚的国学基础、精湛的文学修养及鸿博的专业知识”,“全英语教学,不能本末倒置呀!”可见,无论温厚的徐教授对外如何苦口高大上,他自己却陷入矛盾尴尬的婆心。
毕竟,作为培育台湾中等学校教师的摇篮,台师大中文系喂的却是“国际”奶水,难道汉语中文将异化为“汉学”般的他者?那时的自己又是谁?
从“他杀”到“自杀未遂”
一些不甘自欺的学者,如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、政大传播学院院长郭力昕批评,台湾的英语崇拜现象是一种“文化自我殖民”——郭教授无意或是有意间点出了新殖民地社会的特性。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则指出,“双语国家”政策必然走上“扬英抑中”之路,造成受众认同混乱、扩大阶级差异、垄断国际视野、弱化中文能力、阻碍高阶思考──这是新旧殖民地社会的通病。
与此同时,台湾语文学会发起“反对2030双语国家”联署,迄今已获得近两千名人士的支持,其中半数是各级学校教师。不过,有位外语系教授何某的论述颇为特别。
何某说:日据台湾时期推行“国语政策”,独尊日语;国民党政府迁台推行“国语政策”,独尊华语;如今民进党政府进行第三次“国语政策”,则是独尊英语。
他又说:前两次是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化的“他杀”,这一次是“自杀”,但“自杀未遂”,因有诸多学者强力制止。何某主张“兼顾台湾在法律上有20种国家语言及英语为国际共通语的事实”,改以“多语台湾,英语友善”的双赢策略。
这种说法,专属以“多元文化”为掩护的伪本土派,包藏着过时的后殖民语境“本土/外来”概念──即“本土语/外来的日语、华语、英语”,但又开通“英语友善”的后门来加码本土“自杀”的实际。所谓“兼顾台湾在法律上有20种国家语言及英语为国际共通语的事实”,不是教唆台湾语文印度化的“自杀”?所谓“多语台湾,英语友善”,确定不是挤压汉语中文的双输主张?
台湾的“本土”意识形态化于1990年代,成为抽离和对抗中国元素的政治工具。操弄语文教育的人,毫不在乎年轻世代因而普遍失去高能思考和创造的后果,为台海话题平添“智统”的素材。
伪本土派无视中华民族光复台湾,台湾人争学国语的热潮开始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前的史实,不但扭曲国民党“迁台推行国语”的历史,并编造“台湾华语”的说词,无非为了编派“国语/台语”=“外来/本土”的认知宣传。
然而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,“国语”就是中国本土的共同语、通用语或普通话,而非外来的“他者”;台湾光复时的“国语政策”更非“他杀”,而是复活。
台湾本土语言文化分别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两个时期遭遇“他杀”与“自杀”;其间,民国政府推行“国语”,恰恰是要恢复台湾本土的语言文化。
台湾声韵学家竺家宁指出,“国语”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,或叫雅言,或叫通语,或叫官话,其实是同一指称对象。
竺家宁教授讲学。资料图
所以,“国语”在台湾甚至早于闽南方言,在元顺帝设置澎湖巡检司时就已开始流传。这就可以解释《马关条约》后,为什么日殖总督府学务长伊泽修二会带一批通晓中国“国语”的翻译人员来台,显然亲历明治新政统一国语的他,固以为北京话在台湾是多数人的共同语。
1945年台湾人既恢复华夏身分,自然也恢复华夏共同语的使用权利。1946年,“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”正式成立,北京大学毕业的魏建功与何容在台担任正、副主委。他们面对日殖半世纪后台湾人的“失语”现象,提出《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》、《从方言学国语的理论》等文章。
还有在台山东人王炬担任语委会的训练宣传组组长,他著作的《国语运动的理论与实际》指出:“国语因方言而扩充其词汇语汇;方言因国语而发扬其优点。”
已故台湾史研究者曾健民解说,光复初期国语运动者的共同点在于认识到“台湾话(闽南方言)”与“国语”属于同一民族语言,只是前者在日殖时代受到压迫而变质,丧失了如同华夏社会各地方言的应有地位。而国语运动目的就在于驱逐日语垄断,恢复台湾包括闽南方言和国语在内的民族语言,并在方法上强调“从方言学国语”、“用方言的思路写文章”。
这种务实的科学态度,岂是伪本土派自编的“他杀”?
“抢救国文教育联盟”的经验
新殖民地伪本土派排斥“国语”,否认“台湾话”为中国方言,不过是因为“国语→北京话→国都→中国”的地缘政治关系,所以把同属汉语的“国语”、“本土语”对立起来。现在历史科和公民科的“脱中”教育都已到位,社会上涌动公务员废考国文、大学生废修国文的舆论氛围,确实是以“本土语”、“多语”、“双语”之名,对半残的语文教育施以最终打击的机会。
至于某“中研院”学者所谓“南岛语言”是“台湾国际化的软实力”之说,可见“多语台湾,英语友善”的支持者成分庞杂,“反对2030双语国家”的人士也多是各取所需。
无论他们自以为南岛语、本土语、新住民语、母语、多语或英语能接轨国际和强化竞争力,其实都无法超越“语言政治”(politics of language)的宰制。
新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一样,语言只是权力结构的展现,而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,当权派并不在乎任何一种“本土/外来”语言本身的发展,而且无一例外的结果是兔死狗烹:权力达阵=语文衰微。
台湾光复前夕的1944年,全台日语普及率达到71%,但却有45万名公学校毕业生不能自如地使用日语。这是因为日殖当局实施“皇民化”的目的在于役使台湾劳动力,而不在于让台湾人具备以日语思考的能力,这也说明日殖台湾时期高学历者集中在医、农、工的现象。现在英语“他杀”本土,则是因为依附美国队的权力结构使然,与日殖台湾时期的依附阶级推崇日语,如出一辙。
因此,当前台湾学生的最大问题,是语文整体及相应思考能力的衰残,其病态是多元自视,其病根是中文不行,而病因是政治屠宰。
早在2005年,已故诗人余光中就发起成立“抢救国文教育联盟”,联署人士超过一万名,共同发起人遍及台湾、大陆、香港、美国等地。
以如此声势诉求增加学生国文课时、提高古诗文比例、恢复中华文化基本教材,尚且全数失败,至今仅存小众的古诗文背诵与吟唱比赛而已。年轻世代的国文教师为求生存计,则纷纷报名补修“本土语”或“双语”资格。
“抢救国文教育联盟”的经验,预示了“反对2030双语国家”最多是热闹收场。台湾当局自1990年代改造历史教育以来,从没忘记改造思辨历史能力的语文教育,这是奔着改造身分认同而来的政治工程。凡是没有这种认识和相应行动的异议者,注定无疾而终;凡是违逆这项工程的挑战者,必然遭遇精神镇压,例如曾经热心两岸合编语文教材的教授和相关学校。
在这样的氛围下,执掌台湾语文教育牛耳的师范大学中文系,只能以顺为正地走向“本末倒置”的emi课程,更无人再为台湾教改下的语文教育拨乱反正。
台湾教改从“八八课纲”、“九五暂纲”、“九八课纲”、“一○一课纲”、“一○三课纲微调”、乃至“一○八新课纲”,平均几乎每3年换一次课纲,每次都重点争议和更改中文课时、文言/白话比例、核心古文篇数和取材、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》的课程属性乃至存废。
如今在号称“素养导向”的新课纲下,台湾小学国语课本3个版本中,平均六年只有6首古诗文;而大陆地区小学统编版语文课本,六年共有112首古诗文。相形之下,加诸“双语国家”政策的台湾学生,将被导向廖咸浩教授所说的“文化的贫乏与创造力的平庸”,而这正是新殖民宗主国所需要的“殖民地素养”。
去殖民地化必光复语文
当年日殖总督府就是采用吸纳、混同“双语”的教育方法,来转化或错乱台湾人的身份认同。比如1896年在国语传习所增设日式汉文课,内容甚至包括删去孟子民本内容的四书五经;1897年还规定公学校每周12小时的汉文课程,但教材是汉译版日文读本。后来随着日语文教育的顺利扩张,而逐步缩减汉文课时数,终至完全废止汉语中文。
据李登辉自述,他在1947年1月担任台大学生会联合会议主席时,已经不会说中文,讲的是日本话,由他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担任翻译。由此可见,日殖当局以“双语”教育达成“同化”的成效。
不过,日殖时期许多台湾书房表面奉行日式《汉文读本》,暗地却使用大陆出版的国语文教科书;与此相应,许多家长白天送孩子上公学校,晚上又送孩子到书房补习,以保存民族根苗。有些经过书房时代的师生,后来不同程度地体现中华民族意识,如连横、林献堂、庄嵩、洪弃生、李伟光、蒋渭水、张我军、赖和、潘贯等人便是。
这种殖民地经验,岂不预示台湾学生无法在“双语”的公学环境学好汉语中文,而必须求助私学?一旦台湾的语文环境步入印度化,估计补习中文普通话将是台湾学生未来要走的路吧,就像台湾光复时他们争学国语的祖先。
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,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平台观点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,每日阅读趣味文章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: